原郴州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

原郴州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

周政坤,案发前为湖南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原郴州市市长

李大伦腐败窝案查处经过及相关人物图谱

更具戏剧性的是，环保腐败案中的主角陆续刑满出狱之后，在为李大伦等人遭到查处感到大快人心的同时，也开始四处寻求翻案——他们反称，当年环保局一案是商人栽赃嫁祸、是真正的腐败大鳄李大伦、曾锦春为排除异己而导演的“伪腐败案”。

46岁的原郴州环保局排污收费站站长周小良记得，他与当时的环保局局长文八大、副局长李红卫、总工程师王东劲在自由世界的最后一次聚会是在2002年2月27日。时值农历正月十六，元宵节刚过，兴致昂然的4人在一家叫“店小二”的馆子聊到晚上10点多。

但随后等候在返程路上的三个便装男子终止了这样的气氛。他们拦下周小良，说是市检察院的，有事要他去一趟。周还未来得及与三个同伴交代一声，就被带进一辆黑色桑塔纳。

文八大立即给周小良拨了电话，周在里面含混地告诉他说，可能是调查一笔排污费的问题。文八大等三人以为没什么事，各自回去了。

但事情的发展却急转直下。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文八大、李红卫、王东劲，连同已退岗的环保局党组书记谢鼎煌先后被带走调查，办案人员指称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分8次收受了在郴州投资的广东老板欧阳明的44万元贿赂。虽然5人在法庭上集体否认犯罪事实，并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但2003年8月，湖南高院终审仍判了5人4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此后，案件还扩散至郴州市林业局及其下属的苏仙区林业局，涉案人员增加了10人，其中4名市林业局干部也获刑，最终酿成了在湖南轰动一时的号称“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

然而，仅仅4个月，这一腐败案的所谓“郴州史上最大”的纪录就被打破。一场级别更高的，几乎让整个郴州官场重新洗牌的特大“腐败窝案”爆发。这次以“李树彪公积金案”为发轫，以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和纪委书记曾锦春落马为标志的反腐风暴，持续三年之久，至今余震未绝，郴州158名党政干部和民营企业家涉案其中，使郴州这一自称为“粤港澳后花园”的湘南重镇，成为国内的反腐焦点。

而风暴的另一边，曾经的“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则几乎被外界遗忘。周小良等5人也在上诉无望的情况下过着平静的监牢生活。直到2004年11月以后，王东劲和周小良相继减刑出狱，从此踏上漫长的申诉路。他们反称：当年环保局一案是商人栽赃嫁祸、是真正的腐败头子李大伦和曾锦春为排除异己而导演的“伪腐败案”。

时至今日，这起错综复杂的腐败案中案，并没有因为郴州反腐浪潮的持续深入而看到曙光。在周小良等人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仍是未知尽头的等待。

“窝案”事发

时间回到2002年周小良被带走的那个晚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日后案件一个关键的疑点和争论焦点。

黑色桑塔纳径直驶进了市检察院，一个姓胡的男子告诉他，他被刑拘了，“原因是我收了郴州红松纸业公司董事长欧阳明的钱。”即使是五年后的2007年10月底，周小良说他仍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景，“但我说我其实很少与他打交道，也没有收过他一分钱。”

第二天(2月28日)，一夜未眠的周小良被转移到离市区50公里的永兴县郊一个招待所内。四个操当地口音的男子将他铐在椅子上，用强光灯直射他的脸，称欧阳明为减少排污费，给了环保局40多万，要周小良交代实情并供出同伙。

周小良对此依然否认。审讯人员就让他原地站着，不准乱动。就这样到了第四天凌晨，困极难支的周小良说了句“我想睡觉”就坐在地上。旁边三个人见状就冲了过来，骂他“耍无赖”。

周小良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只要一闭上眼睛，审案人员就用罚跪、蒙枕头、木棍打等方法让他保持清醒。审累了的时候，就把他的双手铐在窗户上。一天半夜，一个姓刘的股长走过来对他说：“你一个人撑着没用，这个案子很大，市里是办定了。”

到了3月5日，已经7天7夜没合眼的周小良感到头胀、耳鸣、呼吸困难，一阵笑，一阵哭，还用头拼命撞墙。旁边的人马上按住了他，说现在死了也只能算是畏罪自杀，连狗都不如。

最后，已在虚脱边缘的周小良对那些人说：“你们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随后，按照审讯人员的提示和要求，周小良“交代”了接受欧阳明贿赂的情况，而且是与环保局局长文八大、党组书记谢鼎煌、副局长李红卫和总工王东劲伙同作案。

周小良招供后，审讯范围得到扩大。3月7日和3月10日，王东劲、李红卫、文八大、谢鼎煌先后被检察院带走。根据王东劲等4人后来写的回忆资料，他们都不同程度遭受了背后铐手、扇耳光、罚跪、吹冷气等逼供手段，最后只得按照审问人员的意思招供。

3个月后，郴州市检察院正式对5人以受贿罪向郴州市中院提起公诉。

随后的2002年7月和2003年6月，一审和二审分别在郴州市中院和湖南省高院进行，庭上郴州市检察院否认了周小良等人关于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说法。他们在提交给湖南省高院的证据里说，把周小良带到看守所和检察院以外的地方进行询问是征得他本人同意的，周等5人当时都写了表示愿意的书面材料。

同时，控方还提供了永兴县碧水山庄业主朱英雄的证词，称当时反贪局的人带周小良到他那里办案，其间干警和周一起吃住，没有看到办案对象身上有受伤的痕迹，也没有听到喊叫。同时，资兴看守所的3位民警也称没有发现周等5人外出接受审讯回来后身体上有伤痕。此外，检察机关还有讯问录像，以佐证办案人员没有刑讯逼供。

各执一词的口供真伪问题，成为两次审判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和定案关键。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行贿人

而更多的市民却不知道这些，只知道环保局被“一锅端”了。2002年的夏天，这个消息让郴州这个有着4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顿时变得沸沸扬扬，这成了当时从官场到民间最热门的谈资，各种消息疯传，人们得到的口风是：此案为“郴州史上最大的腐败窝案”，要办成铁案。

而此时，周小良等人却无缘这番热闹，被关进看守所的他们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更不知道这飞来横祸是源于另一起经济案件。

就在周小良等人被捕的18天前，一个名叫欧阳明的广东商人被郴州市公安局刑拘。他是郴州红松纸业公司的董事长，警方查明，在过去4年时间里，他非法套取该公司980多万元现金，其中近一半是国有资产。

同时，他也是审讯人员不断向周小良等人强调的“行贿人”。

记者从原红松公司的董事周享林和数位退休职工处了解到：欧阳明，广东中山人，案发时46岁。早年当过兵，任过公职，80年代初期下海从商，90年代瞄上矿藏丰富的郴州，到此成立一个名为“凤阳实业经济发展总公司”的空壳公司，从事采矿、冶炼、建材、酒类批发等生意。

1998年，欧阳明以“空降”的姿态入主郴州最大的国营造纸企业——红旗造纸厂。红旗厂始建于1961年，初期是军工企业，职工达1000多人，固定资产上亿元。90年代中后期，常年经营不善的红旗造纸厂因流动资金枯竭而处于停产的边缘。

根据协议，欧阳明与红旗造纸厂共同出资组建了新企业——郴州红松纸业公司，其中欧阳明出资150万占53%的股份；红旗厂则以原材料和物资入股，占47%。但欧阳明并没有履行诺言，只拿了8万元来就开机生产，上演了一出“空手套白狼”。

“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72岁的红旗造纸厂退休职工李振华说，欧阳明在红松期间独揽财务和销售大权，还造假账。这引起了部分退休职工的不满，他们调查并搜集欧阳明的犯罪证据，揭发举报，最终导致他东窗事发。

审讯时，办案人员问欧阳明钱到哪里去了，他说送礼了，送礼对象其中就有市环保局和林业局官员。

这成了后来“环保局集体受贿案”的直接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