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偿失的上诉

2003年6月25日，二审在湖南省高院开庭。郴州市检察院递交了抗诉书，认为被告方犯罪情节严重，且拒不认罪，应从重判决。

而侯玉兰则补充了几个新的证人，包括与欧阳明同一个监房的欧阳立新，审讯期间与文八大同监房的龙小国和左立波等，但这些人都临时反悔，拒绝出庭。与一审无异，二审控辩双方所有证人也无一到场，其中关键人物欧阳明也以健康欠佳为由缺席。

出乎文八大5人的料想，庭审进行期间，公诉方突然提出了“诉辩交易”要求，即控辩双方就罪行及量刑问题在庭外进行协商和交易，这在中国法律界至今仍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西方舶来品。

在随后的谈判中，公诉方提出，只要辩方认罪，可以维持一审原判，甚至可以申请缓刑；而文八大等5人则表示他们不会认罪，但可以不追究对方在侦查期间刑讯逼供的责任。

双方最终没能谈拢。

在随后的庭审中，上诉方提出了新证据，焦点仍是在“刑讯逼供”上，其中还出示了欧阳明的《个别谈话教育》(上文已提及)，以此证明他否认行贿。

郴州市检察院对此进行了反驳。称经查证，龙、左等证人关于“看见文八大回来手脚肿、麻木”等证词是应被告方的要求写的；同时，污点证人蔡荣锋证实，署名“蔡荣锋”的反映逼供过程的《我的永远无法忘记的亲身经历》并非他所写；而且公诉方找到欧阳明证言，他在《个别谈话教育》里“叫冤”是怕同监房的人打才这么说的，不是本意，而且做谈话笔录的只是同监犯人，而非干警。

双方的辩论一时陷入僵局。

2003年9月，二审判决下达，驳回李红卫、文八大、谢鼎煌、周小良、王东劲的上诉，认定5人收受欧阳明贿赂37.5万元，判处李红卫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处文八大、谢鼎煌有期徒刑十年，判处周小良有期徒刑五年，判处王东劲有期徒刑四年。

随即，王东劲被送往郴州监狱服刑，其余4人则被送往桂阳监狱。

与此同时，由此案波及到的“郴州市林业局受贿案”一审也于当年结束，分别判处了原副局长骆礼忠等4人3年到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林业局一案后来颇费了些周折。上诉后，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郴州市检察院也随之撤诉，转而由苏仙区检察院起诉，终审最后还是在郴州市中院进行，结果又回到了原点。而同样涉案的苏仙区林业局刘国策等4人后来则被免于起诉，之后再无下文。

自此，这场处理了5名处级干部、4名科级干部的郴州“腐败窝案”，才逐渐平息下来。

郴州突变

在桂阳监狱，文八大、谢鼎煌、李红卫、周小良又聚在了一起，4人聊了一些近况，百感交集。后来，他们在监狱里办起了报纸，文八大是主编，谢鼎煌和李红卫是编辑，而周小良则是撰稿人。

王东劲则独自一人在郴州监狱，他成了一名监房协管员。这是一份美差——每天只需坐在门外值班，下班还可以到屋外跑两圈。

而此时的他们没有察觉，高墙外面的郴州城正酝酿着一场官场剧变。

2003年，李大伦治下的郴州已是乱象横生。12月，郴州市政府一名副秘书长肖鹏金之死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当调查人员找曾进出过肖房间的郴州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李树彪了解情况时，他却以为东窗事发，将自己挪用1.2亿元住房公积金到澳门参赌一事“吐”了出来。

郴州官场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

很快，时任郴州市副市长的雷渊利被牵出。这个玩钱、玩权和玩女人的“三玩市长”，受审时留下一句堪称经典的话——“在郴州要数贪官，我算小的，只能排在第12位。”

这句话在后来李大伦和曾锦春的身上得到验证。

2006年5月23日，郴州市委书记，同时也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的李大伦正在五连冠酒店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全国散文期刊联席会议”，还没来得及念完得意之作《感受郴州》，接了一个电话后就匆匆离场。

三个便衣在李大伦的办公室前架住了他，说省纪委请他去一趟。李知道出事了，说想再看郴州最后一眼。办案人员就用吉普车带他围市区转了一圈，然后向长沙方向驶去。

当天晚上，侯玉兰在家中就看到远处广场烧起了鞭炮和烟火，人声鼎沸，于是也出门看热闹。行至大街上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年轻人塞给她一张传单，上面印着几个大字——李大伦倒了！

侯玉兰随即给其他4人家里打了电话，说翻案有戏了。

湖南省纪委很快就查清，李大伦、陈立华夫妇收受贿赂1434万元。

6月19日，调查组进驻郴州，限期10天所有与李大伦有金钱往来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争取宽大处理，最终158名党政干部和商人牵涉其中；2月后，被媒体称为“矿难救火队长”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樊甲生也在长沙落马。

9月16日，曾锦春的倒台把这场反腐风暴推至顶峰。街上的鞭炮声响成海洋，庆祝人群还打出横幅——“感谢党中央为郴州人民除害”。这个靠独揽矿权发迹的纪委书记，共涉嫌收受贿赂1200万元，另有68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郴州特大“腐败窝案”震惊全国。

在查处李、曾腐败案的期间，已经出狱的王东劲找到调查组，对方指着半个人高的举报材料说：“李大伦的案子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顾你这边。”

下半辈子的事

2004年11月，王东劲减刑出狱；3个月后，周小良也恢复了自由。

出狱后王东劲患上了神经衰弱，后来离开了郴州，辗转武汉、宁波等地工作，接些环保工程设计来做。

3年间，王东劲向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地方投去了申诉材料，但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2004年4月，周小良的父亲因病不治，弥留之际还在念叨儿子的案件。老人曾当过郴州地委副书记，为官正派，没想到晚年家中却出了一个腐败案。当周小良获批从监狱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断了气。

出狱后的周小良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帮私人老板做些工程，偶尔也炒一下股。只是长时间患失眠症，他的头发已经提前白了，记忆力也有些衰退。

另一边，文八大仍在监狱里编他的报纸；李红卫则日夜惦挂着中风的老父；谢鼎煌原本有高血压，到里面粗茶淡饭，竟然好了许多。

而关键人物欧阳明依然保持着他的神秘和飘忽。2002年9月3日取保候审后，他的红松公司已经被另外一家企业接管，后来据说回了广州。

原红松公司董事周享林记得2003年春节前后，是他最后一次见欧阳明。那次市里几个企业请轻工办的人吃饭，欧阳明也来了，看上去气色不错。晚上唱歌的时候，欧阳明告诉周享林，他在看守所时被打了。那次之后，他又从郴州消失了。

直到2005年4月，欧阳明职务侵占案在郴州苏仙区法院开庭，闻讯而至的王东劲和周小良才又在旁听席见到他，好像老了不少，说话也慢条斯理了一些。最终法庭判了欧阳明有期徒刑20年。看着欧阳明钻进囚车的背影，王东劲竟没有了以前想揍他的冲动。

现在，5家人已经商量好，待其余3人也出狱了，将进行联合申诉，要求立案重审。“这将是我们下半辈子要做的事。”王东劲说。(应采访者要求，陈冬为化名) 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 湖南郴州报道 覃翊 摄